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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屠龙术五卷,粗浅总结一下太祖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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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快速浏览完了太祖的五卷选集。粗浅的尝试着总结一下太祖做事情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都会运用一些什么样的套路。

性质决定形式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
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这个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教训。方针如果是坚决抗战,那就非实行合乎这个方针的一套办法不可,非实行这八大纲领不可。

要究根源

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 … … 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抓大放小

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个别人可能不称职,也不用怕,以后可以改选掉。这样做,基本方向是不会错的。

注重调查研究而后有解决方案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

不要盲从

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马克思说的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这是说乘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该不让反动的统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趁此一瞬间把国内反动的统治势力打个措手不及,而不要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轻视敌人,放松对于敌人的进攻,或者畏缩不前,坐失消灭敌人的时机,招致革命的失败。这是正确的。然而不是说,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
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注重工作细节

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惟缺绘图的技术人材,请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来。
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不要用静态的眼光看问题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
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
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先行动起来

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批判的学习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后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指出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反而使人心动摇。这是说的阶级矛盾剧烈,而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的那种国家。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

不耻下问,兼听则明

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2],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
你们对上述计划意见如何?这个计划有何缺点?执行有何困难?统望考虑电告。
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定量分析

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分清屁股(立场)

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这在世界上是个新鲜事情。对这个革命,国际资产阶级不管三七二十一,骂的多,总是说不好。俄国资产阶级是个反革命阶级,那个时候,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套他不干,他怠工,破坏,拿起枪来打。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干掉他。这就惹火了各国资产阶级,他们就骂人。我们这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比较缓和一点,他就舒服一点,觉得还有些好处。现在艾森豪威尔威尔、杜勒斯不让美国的新闻记者到中国来,实际上就是承认我们的政策有这个好处。如果我们这里是一塌糊涂,他们就会放那些人来,横直是写骂人文章。他们就是怕写出来的文章不专门骂人,还讲一点好话,那个事情就不好办。
江苏作了一个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农民叫苦。后头一查,这些替农民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比较富裕,有余粮出卖的人。这些人的所谓“苦”,就是有余粮。所谓“帮助农民”、“关心农民”,就是有余粮不要卖给国家。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

事物的两面性

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
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
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被这个集团所打击、排斥或轻视。它有不少的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并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对它的领导的。
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此外,我们还有别的教员。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
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在形式上,我们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国家贫困、国家分裂(这些都是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所造成的罪恶结果)以及分散的长期的人民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是进步的了。大家看,国民党的军队面黄肌瘦,解放区的军队身强力壮。大家看,我们自己,在没有生产自给的时候,何等困难,一经生产自给,何等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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